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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惊中南海的“反革命信件”
1967年10月8日，北京市东城区的许多单位和个人，都收到一封题为“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给全体党员的一封公开信”。
公开信指出，毛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是在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经济上、文化上对党和国家的大破坏。“反复无常，遇事多疑，往往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一个领袖如果有了这些弱点而不能自拔，不可能不给他所领导的人民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公开信说，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是叛徒，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是托派，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毛的妻子江青是野心家。
公开信还提出一些建党、建国的主张，要求全党予以支持，并建议成立一个新的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取代旧的中共中央。
按当时中共的政治标准，这是一封地地道道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信件。
据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时任中央军委副总参谋长吴法宪的回忆录记载：
10月9日上午10时，这封信经层层上报，送到中央文革碰头会召集人、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手上。周恩来看完后，立即转呈毛泽东。
当晚，在钓鱼台国宾馆十六号楼召开的中央文革碰头会上，周恩来拿出这封信让大家传阅，并说：“这张传单很重要，一定要组织破案。”江青等看过后都没吭声。只有陈伯达看过后说：“这很像是‘二月逆流’的口气，内容也和‘二月逆流’差不多。”“二月逆流”是指1967年2月发生的一些中共老干部抨击江青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事件。
1967年2月14日和16日，周恩来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召开中共政治局会议。会上，中共元帅叶剑英等老干部，对江青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打倒老干部等做法表达强烈不满。江青等向毛泽东告状后，毛严厉批评了这些老干部。同年2月22日至3月18日，中共政治局连续召开七次会议，以“资产阶级复辟逆流”的罪名，围攻这些老干部。此后，中共政治局停止活动，由中央文革小组取而代之。
陈伯达讲，这封信的口气与内容和“二月逆流”差不多，这就将这封信与当时中共高层内斗联系起来了。
当晚的中央文革碰头会，对传单问题没有作出结论，只是定下来，要毛泽东来决定。
10月10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118号厅，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中共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专门研究传单问题。毛详细询问了传单的情况后，让大家发表意见。陈伯达说，这样的传单一般人是写不出来的，只有高级领导人的秘书，例如邓小平的秘书才能写出来。这时，毛对周恩来说：“恩来，你负责组织项目组去破这个案，一定要破案。”
10月10日晚，周恩来主持中央文革碰头会，研究具体落实毛的指示。周当场指定陈伯达负责这个项目组，同时指定公安部长谢富治、中央军委副总参谋长吴法宪参加项目组。
10月11晚，陈伯达在人民大会堂召开项目组会议，谢富治、吴法宪，还有公安部有关负责人出席。陈伯达说：这个案子主要由谢富治和公安部的人负责查办。接下来，会议开始研究案情。公安部的人认为，从各方面的情况分析，寄信人在北京作案的可能性较大，应当首先把北京作为破案的重点，同时注意北京周围的几个地方。
会后，公安部成立由副部长于桑任组长的“10.8”专案组，立即展开破案工作。但是，查来查去，查了近一个月，没查出结果。
周恩来很着急。他听公安部的一个人讲，“非常委员会”有个宝塔型的组织，涉及中共元帅朱德、陈毅等。于是，周对陈伯达说：“对公安部的这份材料，你为什么不开会呀？这份材料究竟是真还是假呀？毛主席一直等着破案的情况，你们怎么这样对待毛主席交给的任务呢？”
第一，其中一封信投到了有军人24小时站岗警卫的外交部大门内的一个邮筒里。
第二，信件对中共文革时期的外交政策进行了抨击，其中特别谈到文革中造反派制造的中共建政以来最严重的外交事件——火烧英国驻北京代办处等。
据杨荣甲所着的《共和国外交部秘辛——一个外交官在文革的亲身经历》记载：
1967年 10月 9日晨，北京市东城区的邮递员从其负责的街区邮筒里，意外地取出了87份内容完全一致的传单，传单谈到，中国的局势兵荒马乱，一定是有奸臣当道，乱了朝纲，盼望出一位大智大勇的忠良来收拾乱局。文字的口气很大，用的旧词汇、旧术语较多，署名是“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战马悲鸣战斗队。
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毛时代发生这种事情，自然令上面十分震惊，外交部一下子像炸了锅，立即成了主要的被怀疑对象，所有的人都脱不了干系，一时间，真有大敌当前，人人自危的感觉。“外交部无产阶级革命大联合筹备小组”立即做了全面动员，将这张“反动传单”一字不差地传达到每个人，号召人人起来积极回忆线索，揭发任何情况，以利尽快破案。
有人揭发说，不久前，在外交部东楼前，看到一张落款为“战马悲嘶”的大字报。战马为什么悲嘶？难道不是因为有大走资派落马，马才会因失去主人而悲嘶吗？这不是在为“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鸣冤叫屈吗？人们差不多都会这样联想。
因此，这份传单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怎么查？外交部主政者想了一个办法，外交部官员无一例外都得写一段文字，供办案人员去分析。
这一案件足足折腾了外交部一、两个月。直到寄信人被查出，投递到外交部邮筒的那封信，被查出是邮局的人盖错邮戳所致，外交部的人才算松了一口气。
案件告破出人意外、1967年11月20日，公安部专案组接天津市公安局报告，说“10.8”案的案犯查到了。天津市和平区有个派出所在发动群众辩认字迹时，有个群众看了后检举说，这封信可能是煤球厂工人沈剑云所写。经技术鉴定，认定信是沈剑云的笔迹。
沈剑云，50岁，天津人，出身地主家庭，大学文化程度，被捕前在一个煤球厂摇煤球。1949年中共建政前，在青岛当过宪兵。中共军队进驻青岛前，他偷偷跑回天津，隐蔽身份，在天津市法院当了一名书记员。
1957年反右派运动时，沈剑云被打成右派，被判管制，后被下放到煤球厂劳动改造。1966年文革开始时，未见异常表现，因为他平常在厂里不多说话。文革初期秩序混乱，他一直呆在家里不出来。
沈剑云答：“文化大革命这样乱糟糟的，共产党的天下长不了，我要另找出路。”
沈剑云承认，信是他自己起草、自己刻印、自己投邮的。10月8日早晨5点钟，他从天津乘火车到达北京，下火车后，沿前门大街走到前门楼子，向东拐到六国饭店那条街，开始挨着邮筒投邮，一直到北京火车站。
问：你对共产党政策不熟悉，怎么能够全面攻击共产党政策，特别是我国的外交政策呢？
答：我平时很注意看报纸，搜集资料，有些事件对我影响很深。我在文革中搜集了一千多份各种小报。我写的东西小报里面和报纸上都有。
沈剑云的同时，搜查了他的家，查获了他制作公开信用的钢版、铁笔、油印机、包信用的《人民日报》和剩下的油光纸，以及一千多份文革小报等。“这个案子不算破”、公安部专案组认定是沈剑云作案后，写了结案报告。报告上呈之后，陈伯达等中央领导根本不相信一个摇煤球的工人能够写出这样的信，认为背后肯定有人指使。
陈伯达接见专案组成员时说：“这个案子不算破，不能结束。查出沈犯只是这个案子的起点，还要深追后台，不查出后台不算破。”
根据陈伯达等的指示，专案组又做了一些调查，追找后台。专案组再三审问沈剑云，但他一口咬定，是他一人作案，坚决否认有人指使。专案组把沈剑云平时接触的人，一个一个地作了调查，无论党内、党外，都没有找到后台的线索。
另起炉灶查后台、陈伯达等下令，原专案组解散，另成立一个有军代表参加的专案组，由公安部领导小组成员，原空八军副军长赵登程负责，继续深入追查后台。
1968年3月13日，谢富治对赵登程说：“搞专案要大反右倾，不要下不去手。刘、邓、陶，彭、罗、陆、杨，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有的是叛徒……对他们要有刻骨仇恨，绝对不能右倾。”
事后，赵登程在笔记本上写道：“对反革命非常委员会专案看法。应把主要矛盾指向中国第二个吓鲁晓夫、外交部某些负责人和二月逆流的黑干将”。
1968年8月19日，陈伯达接见专案组时说：“几个煤球工人不可能写出来，就是大学生也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章，他怎么知道党内的许多机密？总有一点来路”。“你们所摸的可能不是地方，要摸的没摸到，就是往上追”。“这是个很大的案子，突击二月逆流的东西，大现行反革命案件，是大阴谋案，要注意二月逆流”。
谢富治说：“是刘、邓黑司令部指使他干的，就是要把后台揪出来”，“不是普通反革命，是邓小平，二月逆流某些黑干将搞的”。
利用此案再造伪案、在陈伯达等授意下，赵登程领导的专案组，采取逼供、诱供等方式，利用此案，再造伪案。
专案组到处寻找突破口。1968年3月，中科院原哲学社会科学部实习研究员周慈敖，正被公安拘留审查。逼供，要她供出她的后台，且只准供述“刘、邓和二月逆流”。
1968年12月10日，在办案人员的反复诱导、逼迫下，周慈敖“供述”：朱德、陈毅、叶剑英等在1967年8月参加“叛国集团”，准备勾结苏修，里应外合，发动武装政变。
次日，办案人员指责周慈敖“还没有说到点子上”，并对周进一步诱导。周改口说：朱德等中央领导1967年8月中旬组织了一个“中国共产党”，朱德是总书记，陈毅是副书记，叶剑英等是常委，王震等16人是中央委员。
之后，赵登程等拿着周慈敖的“供述“，对同时被公安拘留审查的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民族研究所实习研究员洪XX进行诱供、逼供，30天提审43次。
1969年1月27日，洪XX“供述”：有一个“中国共产党”；1月28日，他又“供述”：朱德、陈毅、叶剑英等是“中国共产党”的中央委员。
随后，赵登程等根据周慈敖、洪XX的“口供”，指令国家经委群众专案组，对经委干部姬XX进行诱供、逼供，迫使姬XX也供出一个“中国马列主义共产党”，党主席是李富春，副主席是徐向前，总书记是陈毅，委员有叶剑英等。
陈伯达、吴法宪、谢富治经常接见专案组成员，不断地作指示，要求进一步深挖后台。
结语、天津一个不起眼的摇煤球的工人，在毛号召从上到下夺走资派权的1967年，到北京一走一过，竟在中南海掀起巨浪。这也算十年文革的一大奇观。
当所谓的“反革命信件”案水落石出后，毛在文革中的政治打手们，并不善罢甘休，坚持追所谓的后台，企图利用此案，栽赃陷害更多的中共高官。为此，上演的一幕幕丑剧、闹剧、恶作剧，堪称十年文革的又一大奇观。
回顾历史，中共内斗，一直都是不择手段的。何故？中共信奉的无神论、斗争哲学以及由“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演化来的“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使然也。
